天津班车租赁信息

眼下关于“房价”、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被炒得沸沸扬扬，房地产如临深渊。任何理性的发言，很可能被扣上这样或那样的帽子。这种氛围下，官不敢理性为官，商不敢理性经商，学不敢述理性见解。大有骂死你、唾死你、臭死你而后快的声势。

政府被骂得狗血喷头，开发商被诅咒的缺肝少肺。于是政府出重典，整治开发商，开发商设法逃离房市以保全自己的利益。媒体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

这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一个激情燃烧但责任稀缺的岁月！

自从我们理性地看待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通过“非均衡的发展策略”，首先实现了东部的崛起，政府依靠市场的力量，解决了困扰我们几十年的吃饭难穿衣难的问题，中国由温饱走向小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步克服了就学难、就业难的问题。

前段时间，就医难凸现，引起了社会对医疗界的广泛声讨；今天“房价太高”横马立刀，紧逼政府和房地产界。

到底是“房价太高”造成“买房难”，还是房地产供应结构不合理造成“住房难”或“租房难”？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狂涨如潮；

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也如此吗？

东部城市“疯涨”；西部城市也疯涨吗？

我早就说过，房价并不是“全国山河一片红”；

买得起的人不在乎贵与不贵，买不起的人房价定到什么标准才算不贵哪？

首先，“居住必买房”是危险导向 

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是必要的。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问题，需要调整住房政策导向，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据称，我国住房自有率世界第一。城市化造就了大量的流动人口，或所谓的漂客。他们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常住人口的居住问题和居住质量问题应该说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因为他们既享受到了福利分房的优惠，还搭上了集资建房的班车，他们的心态和漂客截然相反，唯恐房价涨得不够高，租金叫得不够高。

城市居民拥有产权房比率最高的是美国，为68%，英国为56%，欧洲其他国家为30%～50%。而建设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接近82%，其中30%以上得益于房改和福利分房。一个发展中国家，仅用几年时间，通过住房的市场化改革，使住房自有率达到世界第一，应该说成绩不赖。

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造成东西部差距和城乡差距，这些最终反映在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在这样一个收入差距极大的阶段，实现人人买得起住房是非常不理性和不现实的。一定要让民众理解这个现实。我们的政策导向不能助长这种不现实的人人买房的消费欲望。道理很简单，让中低收入家庭买房意味着，要求约4/5的家庭买房居住，这是一种不现实、不理性的消费需求。

应该说，通过房地产市场满足30%的买房居住的群体，结果已经相当不错了，其余的70%应当通过各种非费购买性的渠道实现居住。“住房消费的梯度性”这样一个现实，要求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相互补充才能实现。应为市场和政府都不是全能的，共同发力才能解决70%住房消费者的非购买性住房需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曾经对中国收入差距提出三个判断，即收入差距来自于制度和体制问题、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公共政策缺陷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的ＧＤＰ虽然排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人均ＧＤＰ仍然比较落后。三农问题、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问题仍然很突出，属于经济发展落后和发展过程当中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只有通过发展和创造就业，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先实现市场效率，后实现社会公平，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需要理性看待弱势群体的居住问题；

其次，建立弱势群体居住需求的公共政策，弱势群体的居住之急可以理性地得以解决。

其中一个考虑是：政府提供土地资源，吸收社会投资为主体，多渠道筹集资金，根据不同的城市规模和人口构成，建设一定数量60和80平方米以下住房，出租或卖给中低收入阶层，或出售给专业的租赁管理公司，按地段实行租赁价格的上限管理，适当给予一定税收优惠政策，搞活房屋租赁市场，解决好低收入家庭的居住需求；政府还可以建设一部分廉租房，供纳入低保的人群或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租赁。建立这样一个梯度住房消费体系，才有可能消除社会特殊群体的居住需求，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

所以，目前的问题是，从地方到中央，政府如何把市场遗漏的这一块的责任担负起来，即保护低收入阶层和扩大扶贫的范围，实现低收入阶层的教育、医疗和居住问题。

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是个长期的努力，既要深化改革、把改革推向前进。解决弱势群体的居住需求需要调整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调整需要的时间相对短一点，效果也会立竿见影。